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箏 【 zhēng 】的拼音，部首，繁体，笔顺，箏的笔画顺序，箏的笔顺怎么写
箏的拼音：
zhēng
箏的注音：
ㄥ
箏的结构：
上下
箏是否多音字：
不是多音字
箏的部首：
竹部
箏的总笔画：
14画
箏的繁体：
箏
箏的笔顺：
ノ一丶ノ一丶ノ丶丶ノフ一一丨
箏的笔画：
撇、横、点、撇、横、点、撇、点、点、撇、横撇、横、横、竖
箏的笔画顺序分布演示：
ノ一丶ノ一丶ノ丶丶ノフ一一丨
撇、横、点、撇、横、点、撇、点、点、撇、横撇、横、横、竖
「箏」字的意思
箏
zhēng（ㄥ）
1、同“筝”。
箏【 zhēng 】的同音字，zhēng拼音的汉字
鲭
铮
丁
蒸
挣
筝
争
拯
正
证
政
郑
整
症
箏【 zhēng 】的同部首汉字
算
篮
箕
等
筱
簿
箐
簇
籍
管
笑
筠
篱
筹
箏【 zhēng 】的同笔画数汉字
翠
睿
漂
聚
辣
管
赫
翟
鲜
精
赛
漫
霁
瑶
清代为何会男风盛行!
明、清二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世、末世，男風更熾。 幾乎成了英雄 浪漫圈套 美人鋪天蓋地 上海七情六欲 明代謝肇制所著的《五雜俎》中，詳細地闡述了男同性戀作為一種歷史傳統發展至明代的情形：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鑒矣。史謂咸寧、太康以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仿效，至於夫妻離絕，動生怨恚。宋人道學，此風亦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北為甚也。 明代的男風，到了明武宗在位時，可以說發展到了一個高峰，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幾乎都有兩男相悅的關系。《暖妹由筆》說：『明正德初，內臣最為寵狎者，入「老兒當」猶等輩也，皆選年少俊秀內臣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兒皆好男色。』 『老兒當』就是當時男同性戀的代名詞。由於男風泛濫，當時對男同性戀有不少代名詞與『雅稱』，明代天然癡叟在所著《石點頭》中就指出： 獨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後庭花的滋味，將男作女一般樣交歡**樂，意亂心迷，豈非是件異事？說便是這般說，那男色一道，從來原有這事。讀書人的總題叫做『翰林風月』，若各處鄉語又是不同：北邊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鑄火盆』；寧波人叫『善善』；龍游人叫『弄若蔥』；慈溪人叫『戲蝦蟆』；蘇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人喚做『以陽物**入他人糞門**戲』。話雖不同，光景則一至。若福建有幾處，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漳州詞訟，十件事倒有九件是為雞奸事，可不是個大笑話？ 明代男同性戀如此盛行，也有它深刻的社會原因。 總的說來，明代繼續受程朱理學、封建禮教的影響，繼續實行性禁錮和性封閉。明宣宗以後，裁汰官妓，禁令甚嚴，無論官員或讀書士子，凡有宿娼的，或稍有邪行，輕則貶謫，重則加以褫革，永不錄用。在封建社會中，婚姻是不自主的，夫妻之間沒有什麼感情，所以恩格斯說過賣**和通奸是一夫一妻制的補充，現在宿娼這條『補充』之路既斷，於是只好在同性之間發泄了。 同時，當時中國人的宗室家庭觀念極重，因此對男女接觸甚為嚴謹，以免擾亂了家庭和宗室的秩序。從國家社會來說，君臣、父子、夫妻為『三綱』，這『三綱』中任何一『綱』的破壞，都會影響其他，例如『夫為妻綱』破壞了就會影響『君為臣綱』，這是萬萬不可的。可是，同性戀既不會生兒育女，造成血統紊亂，又不會擾亂宗室家庭秩序，使社會瓦解，於是社會就在嚴格控制異性愛行為的同時，對同性戀加以放寬了。《五雜俎》中有以下一段論述： 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 這就是說，與嫖妓相比，男風在當時和法律沒有抵觸，而且嫖妓要花費許多錢，有些人也負擔不起。此外，男子相親，妻子很難過問、追究、反對，家庭矛盾也不會十分尖銳，這樣，男風就越刮越盛了。 當時，在有些地區的民眾中，同性戀還起著一種『團結互助』的作用。沈德符在《敝帚齋餘談》中說：『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如婿，弟日後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者，尚寢處如伉儷。』這種民風民俗的力量是很大的。 同性戀的泛濫還受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的性學理論的影響。中國古代性學理論的核心是『采陰補陽』學說，它認為男人和女人**時，以不射精或少射精為要旨，這樣就能從女性那裡采集到陰氣，以達到相補延壽的目的。否則，射精過多，就會失去陽氣，增病損壽。所以，古人還一直提倡『節欲』，即節男女之欲。但是，同性**雖然不能通過采戰而達到互補的目的，但也不會耗失陽氣，因為男子同性**，射出的精子所喪失的陽氣又會從對方體內的陽氣中得到補償。同理，女子同性相交，也會將損失的陰氣從對方體內吸收而得到補償。中國古代的性學理論在宋、明以後已漸趨衰微，只能與醫學、養生相結合，所以醫家們對以上這些理論從養生保健的角度加以強調，在客觀上對同性戀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到了清朝這一末代王朝，同性戀無論在朝廷還是民間，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另一個高峰，這也有它深刻的社會、歷史的原因。 清朝的統治者對性的控制也是十分嚴酷的，這是因為，他們要保持自己滿族人的皇族血統，所以嚴禁滿漢通婚(這個禁止直到1905年纔被慈禧太後所取消)；為了保持統治的穩定，避免激起漢人的反抗與社會的動亂，嚴禁亂擾民間婦女；程朱理學、封建禮教進一步成為統治階級控制民眾的工具；清朝初期又嚴禁宿娼，禁男女無媒交接。這樣一來，同性戀就成為一種為統治者所默許的滿漢之間的性關系，況且，同性戀也是中國長期的歷史存在，它對清王朝統治者的利益、對封建禮教都沒有什麼矛盾和衝突。 清初同性戀的進一步興起還和亡國之恨有很大關系。《唯性主觀齋主》說：『清代初葉，明室淪於夷狄，江山易主，這一來政治巨變，使許多勝國遺老，非常沮喪；他們既不能靦顏以事新主，又不易逃過政治的乾涉，只有披發佯狂，寄情聲色以行娛、狎婦童、醉醇酒種種行徑作為政治逃避的辦法。』又『清初一班士大夫中，因這種心理而男風相當濃厚。除此之外，又因為清代初葉，統治者初得天下，為了羈縻人心，故示太平，除了吟詩填詞以表閑暇之外，也很鼓勵這些階層沈溺於聲色之好中，以免他們閑著無事而上街。禁制既少，所以一般士大夫階層，也就更加得以暢所欲為，且公然以嫖狎聚友，競相誇尚了。』 於是，同性戀在清朝就成為上許下行的社會風尚，也成為許多人避免政治衝突、民族衝突的『緩衝帶』。所以，當時的同性戀帶有一定的政治性，『在一般所謂勝朝遺老醉生夢死的生活中……有些人為了表示亡國的哀思，也多把一些去國懷舊之情撰為歌曲，使當時的優伶清唱，既聞其聲，淚如雨下，然後又再擁伶而痛啜之，摩安之。』 清代的男風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士大夫所狎昵的男色，多半是優伶。清代京劇之風甚盛，京劇中的旦角都是男伶扮演，由於職業的特點，不少扮演旦角的男伶都秀美而有女腔，他們常被一些士大夫與富商巨賈所玩弄、邪狎。 二是男妓盛極一時。康熙年間，男子設立娼寮即已風行，至乾隆以後，男妓方面的規制更為完備。據《金臺殘淚記》記載，清時男妓坐堂招客的『相公堂子』一般都聚集在北京韓家潭一帶，也就是今天的八大胡同附近。此書描寫道：『每當華月照天，銀箏掖夜，家有愁春，巷無閑火，門外青驄嗚咽，正城頭畫角將闌矣。嘗有倦容侵晨經過此地，但聞鶯千燕萬，學語東風不覺淚隨清歌並落。嗟呼，是亦銷魂之橋，迷香之洞耶？』 三是在士子相互之間或和書童、孌童搞同性戀的多。這和玩優伶、嫖男妓不同，前者是在外部發生的，而這是在內部發生的，他們旦夕相處，所以更易結『安陵龍陽』之好。清代許多著名的文人都有這類行為。
清代为何会男风盛行!
中国历史上，“男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普遍流行于朝廷和民间，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这种风气是受当时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严苛的性禁锢的政治制度、崇尚人性自由的文化背景影响的。它的盛行在破坏封建礼教的同时，也繁荣了同性文学。然而人们对同性之爱充满排斥的同时，也应该要正视这种社会现象的正常性，为百年男风探索新的正规出路。 关键词：中国历史；男风 男风，指同性恋现象或同性恋活动。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对“男风”抱以排斥态度，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男风”记载却是不绝于史书的，由此可见“男风”在古代之盛，以及古人对“男风”的赞同态度。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宠大兴，甚于女色”① 的记载。此外，不少文人墨客的诗文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历史时期人们对“男风”的态度看法，如阮籍在他的诗《咏怀诗·三》里对“安陵”、“龙阳”这些事情加以吟咏赞美：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泽若九春，磐析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月衣裳。愿为双鸟飞，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男风”，根据其中有无同性之爱可分为两种： 一、强权下的无爱之爱 这种借风气往往出现在君王贵族这样的上流社会，他们权势剥夺他人的性选择，迫使年轻俊美的男子供其亵玩，其中的明正德皇帝武宗可堪称一最。武宗喜年少英俊的娈童，其男宠不计其数并且到处搜罗男宠，其一是从宫里的太监中鳞选娈童作贴身随从，当然也与之进行性活动： “武宗初年，选内臣俊美者以充宠幸，名曰“老儿当”（ “老儿当”是当时男同性恋的代名词。由于男风泛滥，当时对男同性恋有不少代名词与“雅称”），犹云等辈也。时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儿，盖反言之。”② 徐充《暧姝由笔》卷三亦曰：“正德初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然实不计老少，惟宠狎是尊。余近访知老儿当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岂闳孺、籍孺之类欤？” 而且，武宗猎艳对象也不限于内臣，当其外出游幸活动中亦四处搜罗娈童： “武宗南幸，至杨文襄家，有歌童侍焉。上悦其白皙，问何名，曰杨芝。赐名曰“羊脂玉”，命从驾北上。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为上所喜。问其名，左右以“ 头上白”为对，盖本代府院中乐部，镇守太监借来供应者，故有此诨名。上笑曰：“头既白，不知腰间亦白乎？”逮上起，诸大璫遂阉之。盖虑圣意或欲呼入内廷，故有此问。③ 众多的娈宠，或为功名利禄，或为荣华富贵，或屈服于强权之下，只有少数奋起反抗。 公元370年，苻坚的前秦一举摧毁了慕容家族的前燕帝国，前燕的一对皇族姐弟：十四岁的清河公主和十二岁的慕容冲也落入苻坚之手。苻坚贪恋两人的美貌，对这**弟非常宠爱，当时长安城中就有歌谣“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但是这一雌一雄岂愿意充当符坚的性童呢？最终慕容冲反叛，苻坚倒台。慕容冲用自己的怒火宣告了一个事实：被权力污染的**，带给人们只有屈辱与痛苦。 二、惺惺相惜的有爱之爱 元代林载卿的《诚斋杂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中潘章和王仲先从相见到相爱，情同夫妇，甚至同死的事情。他们俩合葬的墓冢后来还长出一棵枝叶相抱的树，可谓死后仍相爱如故，贞诚感天，这棵树也称为“共枕树”。 这个故事虽趋于神话了点，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潘章于王仲先之间深厚的爱情。另外汉哀帝与董贤的故事也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幸。问及其父，即日征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起卧。又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④ 由此可见哀帝对董贤的情谊之深。 孔子在《论语》中说：“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以色于今之世！”墨子亦云：“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于万人之官。”由此可见“男风”是有违礼法的。那么，在中国古代，这么一个无处不充斥着封建礼教思想的社会中，这种完全违背礼教思想的同性之爱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乃至自成一“风”的呢？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玄学兴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实行性禁锢的明清时期。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1、动乱的年代 男风的形成和当时的政治动乱，军阀割据，民无所从的形势分不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对伦理道德方面的教化，导致礼教松弛，人们的婚爱状况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以颓废、放浪、利己的态度对待人生，“风流相放，唯色是尚”，甚至“以男为女”，又或者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另外，此时期可谓士人天堂，天下寒士尚玄学，好清谈，讲风度，求自由，由此形成了当时放浪形骸，人性自由达到到极致的社会风气。 正史上有段关于文学家庾信与梁宗室萧韶同性之爱的有趣的记载： “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蹋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⑤ 这段资料描述了当时庾信因为萧韶对自己的冷落，致使双方发生矛盾冲突，甚至于侮辱对方。可见，当时男风不仅盛行，而且其深入程度已经非表面作秀，而是如同男女之爱一般，礼遇冷淡之时，会有怨恨甚至争吵冲突的现象出现。 2、玄学的兴盛 间玄学的兴起，使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的王弼，提出了“崇本息末论”，强调以自然无为为“本”，名教礼法为“末”，强调人的自然性。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基于这个前提，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名正言顺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所谓食、色，性也，人之大欲。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当然也包括了**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自然、思想道德解放的同时，也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 3、独特的审美 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魏晋士人重视外貌打扮，在涂脂抹粉中寻求生命的美感。 《晋书·潘岳传》曰：“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⑥ 这种以男子修饰仪容、敷粉装扮为美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当时社会上的男子脂粉气过重，偏向女子的阴柔。而这种现象正是促进了男子同性之爱的发展。 二、明清时期 1、物极必反的性禁锢 明代谢肇制所著的《五杂俎》中，详细地阐述了男同性恋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发展至明代的情形： “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龙阳，见于传册，佞幸之篇，史不绝书，至晋而大盛，世说之所称述，强半以容貌举止定衡鉴矣。史谓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至于夫妻离绝，动生怨恚。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 由此可见，明代时男风仍是十分盛行的。但是，众所周知，明代继续受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实行着非常严酷的性禁锢：明宣宗以后，朝廷颁布法令，裁汰官妓，且对此项条令严格执行。无论官员士子，凡有宿娼者，亦或稍有不正当性行为，轻则贬谪，重则加以革职，且永不录用。然而，恰恰就是这种性禁锢促使“男风”的发展和盛行，玄德皇帝意欲重归道德的初衷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南辕北辄，适得其反。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是不自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促成的夫妻之间感情往往淡薄。恩格斯说过**和通奸是一夫一妻制的补充。现在宿娼这条“补充”之路既断，于是只好在同性之间发泄了。 《五杂俎》中有以下一段论述： “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即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既没有和法律抵触而且也花费较少的钱。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对宗室而言，同性之爱不会诞生后代，造成血统紊乱，这对满清统治者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满族人重视血统，尤其是皇族，为保持自己满族人的皇族血统，满清朝廷严禁满汉通婚。这样一来，同性恋就成为 一种为统治者所默许的满汉之间的性关系，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性**行为的同时，放宽了对同性之爱的限制。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 2、思想解放 以明朝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为代表的，崇尚“心即理“一派，逐渐冲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理学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萌芽。王阳明崇尚个人表现和个性发展，而他的追随者随后发展了这种哲学。他们提出欲望和情感是人的本性，压抑使人无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本性的情欲。宫廷中的同性恋风气固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风盛行的还是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广大士人和官员的积极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统自居的道学家之外，明清士人通常不仅不排斥或谴责同性恋，反而常把它作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并加以倡扬。 这种道德观念上的开放，导致了同性恋之风在明清两代的空前繁盛。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里，曹雪芹就描写了宝玉和秦钟、宝玉和蒋玉涵的恋情。清朝乾隆年间的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中载有大量的同性恋故事，而袁枚本人与吴下秀才郭淳之间就有一段同性恋情。著名诗人兼书画家郑板桥自叙“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⑦算是承认了他也好男风。清代同性恋文学中一批专门描写同性恋爱的《宜香春质》、《龙阳逸史》和《品花宝鉴》等作品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男风之兴盛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纵使男风在中国古代盛极一时，但是，基于男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迷恋年轻男色为核心，享乐性和短暂性是其特点，它盛行百年，却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或形成以同性联姻为主的家庭模式，或者婚姻机制，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清末以后男风的衰微。 从文明发展上看，同性之爱在中国受到压制是中华民族百年悲剧的一部份。封建社会时期，同性恋者往往成为社会运动的牺牲品。男风兴盛，招引了统治者的注意，使自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斯巴达同性情人军团在保家卫国方面创下了丰功伟绩，在这种环境下，同性恋受到社会的宽待以至赞美，可谓实至名归。洋炮轰鸣下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不幸胎死腹中，使当时康有为提出的婚姻法（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未能在神州大地实行。五四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西方普遍视同性恋之爱为病态，而五十年代西方兴起的同性恋正常性和健康性研究以及后来的平反政策，却因学术交流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吸收，“断章取义”的学习使同性恋至今在中国仍然被列为病态。而现如今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部分中国人民已经渐渐重新认识同性恋的正常性，为同性之爱平冤昭雪。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了解和理解同性恋，社会也渐渐开始接受同性恋。我想，我们作为国家的新一代，国家的未来，也有必要正视同性之爱，以史为鉴，在我们追求异性之爱的同时，也帮助这些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探索出一条让他们能长期健康安定生活的生存道路。 ⑥《晋书》中华书局, 1974年。⑦《板桥自叙》 ①《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下，第908页，中华书局，1987年。 ②《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老儿当》，第820页，中华书局， 1959年。 ③《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正德二歌者》，第891 页，中华书局， 1959年。 ④《汉书·卷九十三·董贤传》 ⑤《南史·长沙宣武王传》，李延寿，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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